伟大人物的不凡之举非貌美者方能显赫
从小，我就迷失在父亲的舞台世界中，直到十岁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未来。每当我爸上演出时，我总是躲在一旁偷看，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将成为一生的忠实观众。随着艺术院校的招生考试，我突然似乎明白了自己想要做什么。我在考试时被要求模拟一个动作——从后面悄悄地捂住女孩的眼睛，但我的手却紧张得下不去。那位女孩只好将原本的情人见面的戏场景变成了抓捕流氓的戏码。
我的性格特点有两个字：蔫和缩。我并不像我爸那样脾气火爆、能够堂而皇之地站在千余人面前指挥。我绝不会那么做，只要有任何活动需要我出席，我就会本能地往后缩避。如果只有几个人参加，我会坐在最边缘位置。如果紧张起来，就容易出汗，手心和脑门都湿透了。在大厅门口，当即将进入活动现场时，我感到最为紧张，仿佛一打开门就可能遭遇机枪扫射。
长这么大，还老老实实叫别人“老师”，还羞答答，不行。所以我尝试假装放松过，想象自己正在拍戏，这似乎也有效，可总觉得太虚伪了。我告诉周围的人，其实我并不紧张。但有人说：“谁都能看出来，你满头大汗，说话磕巴，说话磕绊，不叫紧张叫什么？”于是索性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紧张，也不想再继续装成那个自欺欺人的样子。
从小，在北影大院长大的环境里，看到了许多著名演员，比如于洋、赵子岳、张平等，他们都是街坊邻居，有时候刚看完他们主演的电影，就看到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新买的大白菜回家，看似直接从银幕上走下来。
如果时间倒流，让我回到刚起步那段经历，是个梦想般的事。李敖有一本书叫《上山下山》，这个名字很让我喜欢。“人生用这四个字就穷尽了。”刚开始的时候是上升期，一切都是未知，你不知道你会达到何种境界，可以达到的高度。你处于一种攀登曲线上的状态。而人类最美好的就是追求过程。你看看那些流传至今最经典爱情故事，它们几乎没有结局，如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。结果是什么？死亡才是真正的结果，或许等到年纪更大一些，便能接受日本人的美学观念。那时下坡也是美，但是现在觉得还没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就是最佳状态。
人的生命充满偶然。当我饰演《霸王别姬》并未获奖，而饰演《活着》之后，却意外获得了一些荣誉，这是我该得到的事情，如果当时有什么其他角色闪耀，那么恐怕就轮不到我了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当人们不再信任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形象，而渴望看到真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时，我恰恰拥有这种平民色彩，没有虚伪。那时代中国人民开始追求幽默，不愿意进电影院受教导或是在课堂学习。不管怎样，我们大家都是平等无差别。那时候经济发展，一些牢笼式观念被打破。大众忽然发现，不仅仅是那些长相俊雅或言谈风趣的人才重要，每个人都非常重要连葛优都能登上荧屏谁不能呢？
比起一些偶像明星来讲，我感到特别坦然。不怕年华逝去，不必为了曝光率而奔波，因为这样的代价太重太累！我的最大愿望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，有朋友拿起书翻两页马上晕掉，那可不是我的情况，每天至少得看十几个剧本才能安静下来。这份宁静不足以让我沉浸其中，被周围的事务不断打扰。一方面，又渴望热闹，比如喝酒聊天没有利益纠缠的一番闲聊。我对听他侃侃而谈毫无顾虑，只要对方能给我讲述，无论多久都不介意，所以朋友们常常找我一起喝酒。在扮演角色中，最喜欢的是观众每次喝酒说话很少，而更多的是看着朋友耍贫乐此不疲！
矛盾又困惑，又想热闹又希望静谧，是不是有点儿矫情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