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小到大，我一直迷惑于自己未来的模样。我父亲在舞台上演出时，我常躲在一旁观赏。那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可能会成为终身的观众。直到十岁，我的未来才逐渐清晰起来。当艺术院校开始招生，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兴趣和志向。在参加艺术院校的选拔考试时，主考官要求我表演一个动作——从后面悄悄地捂住女孩的眼睛，那份紧张让我手指僵硬，那个女孩只好将原本情人见面的场景变成了抓捕流氓的情节。

我的性格特点是两字：蔫和缩。我不像父亲那样有强烈的脾气，他能当着成千上万人的面站出来指挥，而我却永远害怕出现这样的一幕。如果有任何活动需要我出席，无论规模大小，都会本能地往后退缩。如果人数多了些许，我就会选择坐在最边缘的地方。每当即将进入活动现场的时候，紧张感就如同机枪扫射般猛烈。

长此以往，这种习惯是不够的，即便已经年纪大了，有人还叫我老师，但依然如此羞涩。这不行，所以我决定放松一些，用想象中的戏剧场景来帮助自己调整心情，这似乎也有效，但总感觉过于虚假。我告诉别人，其实并非没有紧张，只是他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从汗水涟涟、语无伦次中，可以感受到这份焦虑。我选择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紧张，不再试图装扮成完全不同的样子。

自幼在北影大院长大的环境里，每天都能见证那些著名演员，如于洋、赵子岳、张平等，他们就像是电影里的人物一样，与普通邻居们一起生活，有时刚看完他们主演的电影，就能看到他们骑自行车回家，筐里装满新买的大白菜，就像是直接走出了银幕。

如果时间倒流，让我回到刚起步那段时间，也许会更为珍贵。李敖有一部书叫《上山下山》，这个名字深受其欢迎。用四个字就概括了一生的风华，是不是太简洁了呢？刚起步的时候，我们充满无知与期待，对未来一切都是未知，你不知道你能够达到的高度，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。你处在不断攀升的心理曲线之中。在追求过程中，我们才能体验生命最美好的瞬间。而世界上的经典爱情故事，大多数都是没有结局的，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、梁山伯与祝英台。结果是什么？死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。不久后的某一天，或许我能够接受日本式的人生哲学观。但现在，我觉得还没达到尽头的时候，就是最佳状态。

一个人的一生充满偶然性。当我饰演《霸王别姬》并未获奖，而是在《活着》中获得了荣誉，那是我应得之事。如果当时还有其他角色让我发光，也不会有人提及我的名字。在20世纪90年代，当人们开始摆脱对那些高大全人物所信仰的情怀，他们渴望看到真实的人物形象。我身上带有一股平民气息，不做伪君子。那是一个中国人民开始寻找幽默元素，不愿意进电影院或学校学习而接受教育的一个时代。我代表那个时代的心态：比较轻松乐观，并且普通谁也不敢说教训谁，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。那是个经济发展日益显著，以前许多牢笼式思想被打破的时候，一切都变得明朗化。大多数人忽然发现，不仅仅是外表优雅或者口才流利的人重要，每个人都值得重视连葛优也能登上屏幕，难道我们谁都不行吗？

相比一些偶像明星，我感到非常坦然，没有担忧年华逝去，更不用担心跟狗仔队斗智斗勇，只为了曝光率而忙碌。我既不希望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反派，也无法成为那种角色三者之间又是一番复杂的情感纠葛：既想要独立，又害怕独立；既渴望自由，又畏惧自由；既希望安静，又恐惧安静；既想热闹，又嫌弃热闹；矛盾又复杂又让人难以言喻，是不是有点儿矫情呢？

但同时，在酒桌上闲聊也是我的乐趣之一，没有任何具体利益关系，只要对方能侃谈，便可持续听他讲述，因此朋友们喜欢邀请我喝酒。而扮演观众这一角色的感觉尤其令人愉快，每次喝酒时说话很少，更倾向于欣赏朋友们的小聪明妙语。这就是我的矛盾心理——既渴望热闹也享受宁静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呢？